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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抄袭和造假的简单思考

之一

关于抄袭问题，今人持论似较以往更为严苛，苟不说明出处，每贬之曰“洗稿”。我个人有被抄袭的经验，也写过《现代学人涉嫌剿袭举例》一文，但我觉得，抄袭问题要视体裁而论，体裁不同，抄袭在性质上的轻重也不同。

简单说，对抄袭的认定，学术论著当从严——抄见解最严重，抄材料次之；而诗词注释、掌故述评、传记乃至通史的编纂之类，即带有传授或普及性质者，可以从宽；文学和绘画创作亦可从宽，甚至宽之又宽。

为什么不是抄袭面前一律平等？

因为，剿袭他人的见解、论证及关键材料，在学术上是决定性的，是学术之为学术的重点所在；相对的，剿袭他人的意念、情节或人物设定，往往并不能决定文学或绘画作品的价值高下。在整体上，抄袭的成分是否构成了作品价值的关键？是否决定了作品的高度？若是，则抄袭的性质就重；反之，则性质就轻。一般来说，学术抄袭多近前一种情形，文学和绘画的抄袭多近后一种情形，需要具体个案具体分析。

自古以来，诗词作品的因袭成分多矣，所谓“点铁成金”者，在在皆是；我们更熟悉的电影、电视剧，也有无数的因袭成分，粤语称之曰“借桥”。几乎可以说，没有因袭，就无法写诗作词，无法编影视的剧本！

晏几道的名词《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两句都是抄的；文天祥的千古之作《正气歌》，相当程度也是剽袭前人的创意；四大古典小说中，《水浒》、《三国》、《西游》皆改编自旧演义，《聊斋》亦多沿袭民间流传的故事；金庸的武侠小说，每化用中外文学或影视的情节。抄得好就不是洗稿，抄得好就是创作——这么说也未尝不可呢。

至于绘画，“临”和“仿”本就是中国画的传统，题材、构图乃至风格，往往不避因袭。因为决定绘画水准和价值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笔墨，在笔墨的功夫。抄不抄不是问题，画得“好”才是王道。

总之，我的看法是：原创总是相似的，而抄袭各有各的不同。

从此角度来看，最新的王筱丽事件，抄袭虽甚露骨，但批评也不必过甚其辞。

有意思的是，在王筱丽事件刷屏的同时，朋友圈里恰巧也在转一个关于傅抱石借鉴日本画家的帖子。一样是明显因袭了他人的构图，王筱丽就是“原样克隆”，而傅抱石就是“虚怀善学”，因人立论，反差也未免太大了。

之二

我还想到一点：造假也是一种特殊的抄袭。不同点在于，抄袭是模仿他人的创意，改署自己的名字，目的多是求名；而造假则是既模仿他人的创意，也冒充他人的名字，目利只在求利。故而不妨也谈一谈造假问题。

对于艺术品的造假，世俗多是简单化地抹杀，其实这个问题也需要重估。先不必说什么道理，只要举出两个造假者的名字就够了：米开朗琪罗，张大千。

当赝品与原作难以区分的时候，当造假者与创作者合为一身的时候，我们又如何抹杀艺术造假的艺术价值呢？

现代艺术史上有个最著名的公案：荷兰米格伦伪造其先贤维梅尔的画作，骗过了画商，骗过了评论家，也骗过了希特勒；二战之后，为了摆脱售卖国宝给希特勒这一叛国罪嫌，他才被迫交代了造假的事实。真相大白之后，有评论家指责其伪画“丑陋”、“恐怖”，可在那之前，就连伟大的艺术史家也视其伪画为大师的遗珠，为此奉上了膝盖。可见，单纯以真品或伪作来论高下，就跟以原创或抄袭来论高下一样，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第一部分有关抄袭问题的文字，主要是从我的《反读书记》里录出的，而以前已录出过一则有关造假问题的文字，兹转引如下——

克莱斯勒是近代“伟大”级的小提琴家、作曲家，甚至被视为“小提琴的化身”，但就是这位伟大的音乐人，曾伪造过一些巴洛克时代的曲目，如意大利维尔瓦第的作品。这也不是孤例。维尔瓦第同时代的阿尔比诺尼有一首极为优美的《柔板》，是其最知名的乐曲，过去说是贾佐托——他是阿尔比诺尼的传记作者，同时也是音乐家、评论家——从他的乐谱遗稿中挖掘出来的；但据晚近的研究，他的手稿已毁于二战时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此曲系贾佐托据乐谱残片重作，实为人间新调，而托名于两百年前的阿尔比诺尼。

我们更熟悉的，是被誉为中国画“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他是仿造古画的绝世高手，尤擅于仿造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因其造伪之多，手段之高，以至于让美国的中国画史研究权威高居翰疑神疑鬼，认为今传五代董源的《溪岸图》也是他伪造的。这是当代画坛的一大公案，也是高居翰学术生涯的一次滑铁卢。）

还有，拜伦曾假冒波斯人海亚姆（一般认为他是《鲁拜集》的作者）的诗。红学大家周汝昌假造过曹雪芹的诗，甚至让另一位文史名宿吴世昌信以为真，也是红学史上的著名掌故。

造假本是一种文化劣行，可是，由于克莱斯勒们自身崇高的成就和地位，他们的造假也成了一段佳话——他们的伪作，甚至比他们所摹仿的作品更高明。尤其是贾佐托，将《柔板》这样的杰作拱手让人，岂仅不是劣行，简直就是美德。套用网络流行语，这无疑是造假的最高境界了！

之三

美国艺术家兼作家乔纳森·基茨的《伪造：为什么赝品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艺术》一书，专门讨论“伪造的艺术”，并以最多的篇幅讲述了六位以伪造名画著称的“现代大师”，当然也包括伪造维梅尔的米格伦。大体来说，作者主张造假艺术也是艺术，造假艺术与艺术的本质区别只在动机，艺术可采用造假的手段，但要摒弃造假的目的。译者季骐芳在译后记里总结说：“自杜尚与沃霍尔之后，艺术的边界不断拓展，行为、观念均为艺术。是艺术越来越接近伪造了，而非伪造主动走向艺术。”这里，又提出了现代艺术与造假的问题，是颇有意味的，只是还嫌不够彻底。

要我说，造假固然未必不是艺术，而所谓艺术，也未必不是造假——对真正艺术的冒充。不时可见拍出天价的所谓现代艺术或后现代艺术，往往只是一种“创意艺术”，甚至一种“行为艺术”，论技术含量，其实比传统式的抄袭和造假要容易的多。（由此而论，叶永青之于比利时的西尔万，在我看来，就是以低技术含量的方式抄袭了低技术含量的原作，就算不是抄袭，也不见得更有价值；相反，燕娅娅照着薛华克的摄影作品画成的油画，是有技术含量的，却被指为抄袭，就纯属荒唐了。）

对于没有什么难度的创意，我们往往报以掌声，对于很有难度的抄袭或造假，我们只报以嘘声。不入流的创作也是创作，而一流的抄袭仍然是抄袭，一流的造假仍然是造假——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艺术观吗？

之四

关于造假，再抄袭几段文字。

明代冯梦龙《古今谭概》“河豚赝本”条：“米元章精于临摹，每借古画，即以临本并还，还使自择，人不能辨其真赝也。杨次翁守丹阳，米过郡，留数日。将去，次翁曰：‘今日为君作河豚羹。’其实他鱼，米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勿疑，此河豚赝本耳。’米以临摹夺人书无数。在涟水时，客鬻戴嵩牛图。米借留数日，欲以摹本易之，竟不得。客谓原本牛目中有牧童，摹则无也。子犹曰：‘造伪工，有时穷。米南宫，输戴嵩。’”按：米元章，即米芾；子犹，冯梦龙字。

近代画家于非闇（非厂）有札记《江干积雪卷》：“藏画者宜取其画，不宜徒羡画者之名，唐宋画多无款，盖独以画传，为可贵耳。南海康氏万木草堂藏画，手写画目以炫赫之，识者独惜其以名取，真赝尚不必辨也。吾见燕文贵《江干积雪卷》凡三，皆同一邱壑，同一树石人物，一在故宫博物院，一在黄县丁彝斋家，一在湖南易实甫手，论色泽，论细绢，论笔致，皆真，比合而观，则故宫所藏不如易实甫，易又不如丁，盖独以画取也。友人近以巨资买得大滌子画，吾曰，以笔墨论，虽赝亦佳。”按：大滌子，即石涛。此条原载《北平晨报》“非厂短简”专栏，承友人周运提供。

当代哲学史家翟志成随笔《真迹与赝品》：“又有谁敢说，赝品的价值，就一定不如真迹？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多少开宗立派的一代巨匠，在尚未成名的贫贱之时，为了糊口，不得不伪造名家的墨宝以求售。清代画家罗聘，与金农同名籍扬州八怪，其造诣亦不在金农之下。但金农成名比罗聘早，时人只知有金农，不知有罗聘，故金农门前求画者门庭若市，而罗聘则门堪罗雀。没有法子，罗聘只好每作画，便乞请金农在上署名。现在流传的金农墨迹，其中便有不少是罗聘的作品。最近归道山的张大千居士，在微时亦造过一些假骨董，成名之后，大千一一以更高的价钱购回。大概在大千的心目中，他的赝作，其实要比真迹在艺术上有更高的价值吧。”按：此见作者的台版杂文集《做大戏》，承宋希於提供电子本。

于非闇的话最简明而有味：虽赝亦佳！

以下附录若干图例，也是抄袭来的，特此声明！

左马寒松，右王筱丽

桥本关雪《访隐图》

傅抱石《问道图》

野口小蘋《兰亭图》

傅抱石《兰亭雅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