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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到一汽考察后，曾说过两个没想到，没想到年代一汽能造出那样的轿车，比丰田当年的水平还高;没想到几十年后，一汽轿车还是那个水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关于红旗轿车，有一个谜语。谜题是，国家主席将乘坐怎样的检阅车，谜底揭晓的时间是年10月1日，在此前，关于这个谜语的任何信息，都属于国家高级机密。年，谜底被公布了一点点，就差点引发轩然大波。

　　神秘的检阅车

　　这一次，代表着红旗品牌开上长安街的，是一款代号为“CAJ”、重达4.5吨的元首级座驾。在10月1日国庆60周年大阅兵之前，这款车除了装配一台众所周知的排气量为6.0升的V12缸发动机外，其他诸如外形改进、内饰设计、配置调整和安全装备等一系列信息，都属于国家级高度机密。

　　其实，早在年上海车展上，“HQE”便以概念车“HQD”名义现身，当时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红旗事业部部长的郭世君就对外透露：“这款历经四年研制和改进、造价超过万元的红旗顶级座驾，已被选定为年国庆胡锦涛主席的阅兵座驾。”不过，因为提前公布阅兵检阅车的相关消息，一汽集团领导遭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

　　在年“两会”期间的一个小型媒体座谈会上，有媒体记者再次提及“HQE作为建国60年国庆阅兵检阅车的筹备工作时”，被一汽集团的一位中层领导婉言回绝，并要求岔开话题。

　　事后，一汽集团的内部人士提醒在座记者，阅兵检阅车一事在集团内部都属高度机密，“(国庆之前)你们不能随便报道，否则可能要犯政治错误。”

　　在随后连续两届的北京和上海车展上，红旗HQE都以概念车“HQD”的原始造型示人。不过，为了给建国60年国庆大阅兵献上代表中国最高技术水准和最先进设计成果的元首用检阅车，一汽集团围绕着红旗HQE展开的各项改进工作从未停止过。

　　而一汽打造红旗HQE除了献礼建国60年大庆外，更有让红旗品牌重新回归豪华“国宾车”定位的特殊用意。这从HQE已经公开的各项参数配置可见一斑：超过6米的车长，代表轿车最高水准的6.0LV12发动机，再配上全手工打造和轻量化设计的全铝车身，使其市场定位高于宝马7系和奔驰S级，并足以比肩劳斯莱斯幻影和迈巴赫57/62。

　　今年国庆阅兵式上展示的最新款红旗检阅车“CAJ”，让外界看到，一度在高度保密状态下发生在红旗HQE身上的些许改变。

　　当然，人们能看到的，只是红旗HQE从一款概念车进化到国家领导人检阅车后在外观造型方面的改动。例如，检阅车的车头高度比HQE原型车降低了不少，前脸进气格栅的造型，也由原来借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九梁十八柱”布局，改回了第一代红旗检阅车经典的宽口扇形直瀑式样，这样的改动令最新款的红旗检阅车行驶起来，显得更为大气稳重。

　　没有红旗的日子

　　红旗，并非天生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阅兵检阅车。年3月25日，为纪念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接受中央首长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检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第一次大阅兵上，毛主席乘坐的是一辆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美制吉普敞篷车。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一直没有专用轿车，在延安时期，着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出于对共产党的敬仰和爱戴，将两辆“福特”新型轿车专程送到了延安，在分配时毛主席没有要，一辆给了负责指挥作战的朱德总司令，另一辆给了年龄较大、德高望重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

　　在谈论毛主席乘什么车检阅时，北平市的一位副市长提议将自己坐的一辆高档车作为毛主席的检阅车，几位民主人士提出毛主席乘自己的汽车阅兵，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建议毛主席乘自己带来的一辆漂亮轿车阅兵。争来争去毛主席都没有同意，他笑了笑风趣地说：“用我们缴获的战利品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岂不更有意义吗?”

　　下午5时许阅兵开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中央五大书记、中央军委首长及民主人士乘车检阅了我军威武之师、胜利之师，毛主席站在美式敞篷吉普车上挥动着手高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啦!”指战员们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实际上，红旗最早以“检阅车”身份亮相，可以追溯到年建国10周年国庆。当时，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诞生(“红旗”轿车的前身，车型编号为CA71)还不到一年半。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政治方面的特殊需要，中国很难出现十几个月就造出“元首级”阅兵检阅车这样的“世界奇迹”。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红旗都成为新中国发展的见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外宾到访中国渴望享受到的三个最高礼遇就是“见毛主席、住钓鱼台和坐红旗车”。红旗作为“国宾车”享誉中外的历史地位，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确立起来的。

　　由于中途停产的缘故，长期在外事领域担当接待“主角”的红旗，第一次尝到被“冷落”的滋味。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官员，放弃乘坐红旗而改乘进口的高档轿车。

　　实际上，即便停产后，红旗并未全部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在改革开放后，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专车换上了德国进口的奔驰保卫者防弹车后，仍有数辆红旗保险车留在中南海警卫局，供新一代领导人在特殊场合使用。

　　不过，在进口了几台奔驰的防弹(保险)车供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后才知道，国外防弹车的防护性和舒适性，并不比国产的红旗CA(年生产的专供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乘用的红旗特种保险车)好多少。

　　老红旗停产的背后

　　年，邓小平曾到长春一汽视察，他问当年一汽的负责人饶斌：“红旗比伏尔加怎么样?”饶斌说：“比伏尔加高级。”邓追问：“比吉姆呢?”“比吉姆高级。”(伏尔加、吉姆车，均为年代前苏联向中国进口的轿车，当年伏尔加车供局级干部使用、吉姆车供部级干部使用。)

　　邓小平闻讯喜形于色，说：“噢，比吉姆还高级，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可以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我们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就行。”

　　年9月中旬，为庆祝国庆15周年，一汽生产的40辆CA72红旗轿车由崔洪松(后来担任一汽轿车厂副厂长)带队送到北京。9月26日，40辆“红旗”和一批苏联“吉斯”、“吉姆”进行测试。结果是红旗轿车战胜苏联轿车顺利通过检验。第二天下午，国务院秘书长当众宣布：“红旗”成为国宾车参加国庆15周年的外事迎宾活动。

　　红旗轿车也就从年10月1日起，正式被定为“国宾车”。“国宾车”待遇大大长了一汽人的脸，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央和各省外事办都向一汽采购红旗车，专门承担接送外宾的任务。例如，陕西省外事办先后购进10辆红旗“国宾车”，并组成了专门的外事车队。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要求自己带专车来，周总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周总理说：“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尼克松到达首都机场时，周总理亲自率领50辆“红旗”车到机场迎接，并把自己的6号CA“红旗”保险车给尼克松专用。访问结束后，美国客人对“红旗”轿车连声称赞。

　　然而，让一汽人引以为傲的红旗“国宾车”却好景不长。年5月，《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称：“红旗高级轿车，因耗油较高，从今年6月停止生产。”

　　突然停产的消息，令人难以理解。在年代，节油还不是汽车工业一致认可的理念。更有专家提出，与全球三排座豪华轿车相比，当时的红旗油耗并不算高。

　　当时，一汽保持了沉默。

　　年11月，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之一，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陈祖涛在回忆起“红旗停产”历史事件时，对媒体首度披露了背后的隐情。原来，在红旗定为“国宾车”后，政府对红旗轿车的需求一下子猛增，而此前仅仅依靠手工作坊式生产的红旗轿车，在批量投产后暴露出一系列质量问题。

　　首先收到对红旗质量问题的投诉来自海外(红旗轿车还先后出口到朝鲜、越南、利比亚等国)。当时有位驻外大使反映：“红旗”的毛病太多，有时到机场去接外国总统，跑到半道，“红旗”抛锚了，眼睁睁地看着别国的大使飞驰而去，急得直跺脚。误了接人事小，影响了两国关系事就大了。

　　年代初，当时国务院一名主要领导外出时，在他的“红旗”后面还有一辆备用车，有一次，他的“红旗”行驶中突然冒烟了，马上中途换车。事后检查是化油器的毛病，属于小问题，但影响形象啊。他对此很有意见：“‘红旗’生产这么久了，质量还是上不去，这样的车还生产它干什么?”

　　四度成为阅兵检阅车

　　年，《人民日报》的一纸“停产令”，结束了红旗长达17年却“毁誉参半”的“国宾车”历史。

　　随后的两次国庆大阅兵，让一汽人重新燃起了红旗回归“国宾车”的希望。

　　年初，中央警卫局负责人到一汽，传达中央领导还想乘坐“红旗防弹车”的指示。年9月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向一汽人下达了“年国庆节前，生产一批红旗阅兵车”的任务。当年10月，田纪云又专门听取生产红旗活动篷检阅车和红旗轿车改造的汇报。

　　在听取陈祖涛关于生产阅兵车的安排和对红旗进行改造的设想后，田纪云说：“(红旗)活动敞篷检阅车，可立即动手搞，先了解哪个国家的活动(敞篷)构件好，可进口10套装车试试，如果好的话，再进口一些。红旗车改造和研制第二代红旗，这个路子我也是赞成的。我们这么个大国，总得搞一些轿车，总得搞一些自己的王牌，红旗的牌子不能丢，但质量必须提高。”

　　中央领导最后提出要求：在年10月1日前，要提供至少两辆防弹型活动敞篷检阅车，为邓小平检阅三军乘用。此前，长春一汽轿车厂曾生产过13辆红旗检阅车，但像年中央领导要求的这种活动敞篷式检阅车，还是第一次。设计、试制、生产这种新车，既无感性认识，更无技术资料。尽管如此，一汽轿车厂党委仍提出“万无一失，确保中央用车”口号。

　　历经个日日夜夜，国产红旗活动敞篷阅兵车，终于在年8月20日装配结束。路试成功后随即被“押运”至中南海。随后，红旗阅兵车又经中央警卫局反复试车和演习，最终获准参加国庆阅兵。

　　年10月1日上午10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阅兵总指挥秦基伟上将，分乘红旗CAJY新型检阅车，圆满完成年大阅兵。目睹这一切，一汽人有不同的激动。

　　年大阅兵后整整15年，年3月，一汽集团又接到为建国50周年准备红旗阅兵检阅车的电话指示。出于保密工作需要，一汽人将这项打造检阅车项目命名为“工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一汽为国家领导人准备了两套检阅车方案。

　　“1号方案”是利用CA红旗旗舰(源自福特林肯)进行改装(与美国联合开发)，“2号方案”则是利用上一代的CA防弹车改制。其实，新旧两款各有优势，新车科技含量高，且有流线型车身。而老车庄重、大方、气派，有历史传承意味，而在技术指标、安全性上，两款阅兵车，都比进口防弹车高。

　　年5月8日，正当制造者们全心投入生产时，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工程”的成员们预感到：与美国联合开发的年第二代新型红旗阅兵车很可能“没戏了”。果然，经高层领导几次研究，中南海最后选择了老一代红旗阅兵车。

　　一汽的设计制造者又在老车基础上，加装了进口的电动天窗、可翻转式脚踏板，阅兵车扶手等整套先进检阅装置。为增加式红旗美观性，他们还为阅兵车设计了新式轮辋，并采用激光切割的装饰罩，大大提高了发动机的散热性。鉴于当时国内外紧张的政治形势，设计制造者还加强了整车的防弹性。

　　为政治而生的红旗

　　政治的烙印同样体现在第一辆红旗轿车身上。

　　年5月12日，国产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在一汽试制成功。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东风压倒西风”，所以小轿车就取名叫“东风”。毛主席乘坐完“东风”后非常满意，要求一汽集中精力研制“红旗”高级轿车，并要求在年9月前试制出一批，向国庆10周年献礼。

　　据陈祖涛后来回忆，当时离国庆10周年只有10个多月。国内当时根本没有生产轿车的经验和手段，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试制高级轿车，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大家都清楚这一历史使命的分量。一汽党委发出号召：“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在全厂掀起了制造“红旗”轿车的群众运动。

　　和其他许多诞生于“大跃进”时代的新生事物一样，红旗轿车的诞生在今天看来也颇有戏剧性。

　　中央领导听说一汽要仿制生产轿车，纷纷“慷慨解囊”将自己的“座驾”捐献出来：朱德同志把他的“斯科达”、周总理把他的“雷诺”、陈毅副总理将自己的“奔驰”作为样车送来了。一汽的技术人员把样车全部拆解开，然后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充满中国特色设计的“红旗”车身，在缺乏冲压设备和模具技术的条件下加工难度很大，一汽为此专门从上海请来十几名高级钣金工，他们用手摸用榔头敲，日夜加班干，硬是用手工把整个车身敲出来了。整整33天，“红旗”轿车就这样诞生了。

　　年8月1日，以克莱斯勒帝国C69(ImperialC69)为样车的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试制成功，并以CA72定型车开始量产。随后，一汽向中央领导提供了两辆在CA72改进的阅兵检阅车。国庆10周年庆典当天，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乘坐其中一辆“红旗”轿车检阅车参加了阅兵庆典。

　　不过，后来的证明，在“大跃进”时代造红旗的“成功”经验，显然是无法复制的。红旗轿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超常的速度开发出来的，原来就是先天不足。投产后，没有多少技术储备，制造技术、工艺水平、原材料和协作配套产品的质量都落后于国外，而国家对“红旗”投入的发展资金极为有限。

　　由于缺乏必要商业利益驱动以及市场竞争压力推动，时隔几十年后红旗轿车的生产设备和工艺都只能是在原地踏步。

　　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到一汽考察后，曾说过两个没想到，没想到年代一汽能造出那样的轿车，比丰田当年的水平还高;没想到几十年后，一汽轿车还是那个水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历史已经回到了上述问题：即主要在于观念上的差别，丰田造的是国民车，是让千家万户普通百姓都买得起的商品车;一汽造的则是供国家领导人乘坐的“政治车”，产量受到严格限制，不能形成经济规模，所以根本谈不上批量投产。

　　红旗轿车自年投入生产至年共生产39种车型、辆车，平均年产70辆，每车最低成本6万元，最高22万元，而卖给国家只有一个价：4万元，政策性亏损累计超过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