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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BigMan）是艾维·李年轻时代最喜欢的词语之一。

他一生结交过无数大人物，其中包括乔治·威斯丁浩斯、托马斯·福琼·瑞安、约翰·D·洛克菲勒父子、查尔斯·施瓦布等等。他担任过全美最大、最有影响力公司的公关顾问和高管，如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美孚石油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等。所以，他是20世纪初美国权势阶层的公关代言人之一。

进入中年的李，成为各国参议院议员、大使和总理们的知心朋友。许多国际政要向他讨教过公关理论，他们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苏联的李可夫、德国的希特勒。此外，他还直接为波兰、罗马尼亚政府以及间接为德国政府提供了公关服务和宣传政策建议。

艾维·李出生于年，正是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也是马克·吐温与查尔斯·沃纳合写的《镀金时代》问世的时候。可以说李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就遇上了高速发展与社会腐败并存的社会巨变。到了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并于年在工业总产值和人均总产值上均达到了世界第一。与此同时，美国54%的财富，被美孚石油、福特汽车、美国钢铁、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通用电气等大型企业垄断。与垄断相伴而生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点燃了人民大众的怒火，社会底层的抗争和劳资冲突席卷垄断行业，“扒粪”记者更是将美国工业化、城市化滋生的各种问题层层揭开，公之于世。

那时的美国垄断企业，面对民众的愤怒和“扒粪”记者是既蔑视又恐惧。他们认为民众不过是该死的劳工，是被媒体愚弄和操控的对象。商业大亨的傲慢与躲避，让“扒粪运动”愈演愈烈，使他们与民众的隔阂越来越深。小洛克菲勒说：“我父亲和我深深地被这个国家的媒体和人们误解着”，这代表了资方的普遍认知。

当时的美国社会，迫切需要一个居间调节的角色。艾维·李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以个人的品德和智慧，努力在商业大亨与媒体、利益集团与社会民众之间的鸿沟上，铺设一座可以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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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16日，詹姆斯·李和他的妻子艾玛喜得一个男孩，他们给这个孩子取名艾维·莱德拜特·李，其中“艾维”是为了纪念孩子父亲的叔父，而莱德拜特则是遵从母姓。艾维的童年是在佐治亚州附件的牧师公馆度过的。自他两岁起，每次跟随牧师父亲去教堂，他总要坐在教众的前排，等待父亲做完布道。

艾维·李的童年启蒙教育始自伊拉街区小学，他的老师妮娜·米切尔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艾维很喜欢与这位老师交流，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米切尔去世。在亚特兰大读高中时，艾维·李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是个优秀的学生，他在学校孜孜不倦，正直可信。年，艾维·李经过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普林斯顿大学。

在19世纪的前期，达尔文的思想对信教主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同美国内战毁灭了南方一样。对于多数教众来说，他们要么从对宗教的迷信中彻底醒来，要么就一直反对科学。

艾维的父亲李牧师因口才和写作出众而广为人知。跟当时其他神学家有所不同，李牧师着力使宗教适应科学开启的新时代。就像他努力使美国战后的南方，适应北方的工业化新时代一样。

李牧师总是向基督教众证明，人类的进化并不与《圣经》教诲相矛盾，相反，进化过程只是上帝展示其神迹的一种途径。更进一步的讲，在未来建立一座“与科学研究方法相一致的神学大厦”也并非不可能。最重要的是，李牧师向教众讲明白了一个道理：“基督教文明是动态发展起来的，而非福音书上教条所造就的。”

同时，李牧师是工业化“新南方”最受尊敬的辩护者，也是推动“新南方”一词流行的主要宣传家，他被人们尊称为美国“新南方”的精神领袖。在他大部分的岁月里，都试图弥合南北方之间的裂痕。李牧师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直向南方解释北方，也向北方介绍南方。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工业化发展是美国走向富强的基石。

艾维·李成长于“新南方”的重建之中，演讲和煽动，宣传和促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最有效的愈合伤口的“良药”。他的父亲能够让重建和守旧、波旁派和自由主义者、没落的贵族和崛起的民众、资本家和改革派、重农主义者和工商主义者融合到一起，这种能力被艾维·李很好的继承了下来。

需要强调的是，艾维·李在“美国梦”的教化下长大，他从小就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政治——民主平等，经济——自由竞争，个人——天道酬勤。童年的李没有多少恋母情节，反而对他的父亲詹姆斯·李心怀崇敬。他从小就爱模仿父亲的言谈举止，借用了很多技巧，继承了很多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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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艾维·李和好友乔治·帕克开办了一家公司，他们将公司叫做“帕克和李公司”。根据美国公共关系协会的资料记载，这是第一家独立的公共关系公司，在人类历史上是首创。

帕克和李二人在邻近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邮政电报大楼里租了一间办公室。年长的帕克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出任公司资深合伙人，而李则负责处理“诸如销售等必要的业务”。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对于帕克和李公司提供的服务都没有什么兴趣。更糟糕的是，公司从开始运营，二人对在商业活动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就有很大分歧。帕克是典型的老式新闻代理人观念，而李的脑子里想的全是一些新鲜玩意。

纵观整个19世纪的美国，新闻代理人在商业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要么通过歪曲事实来愚弄媒体，要么通过隐瞒事实妨碍报道。然而到了20世纪初，企业与民众的关系经历了一场重大转变。大概在12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企业需要依靠民众帮助才能获得发展。而到18、19世纪，随着企业实力不断壮大，企业家们远离了民众，高高在上。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民众话语力量的崛起，企业家发现他们不得不再次寻求与民众的合作，以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

当时，普罗大众以民粹主义和进步主义之名对抗大资本家，成了一种风尚，企业面对不断强化的民众和政府干预，不得不将政策从“公众该死”转变为“公众被满足”。在这一转向中，李充当了引路人的角色。

李的“公共关系”核心思想，是为企业和民众构建新型关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就需要现代公关人能够洞悉民众的需求，并懂得从顺应民众的角度出发为企业进行宣传，充当企业的智囊，或者成为公司管理层的助手。总之，要专门为改善企业的公共关系而努力。

这种努力可以从下面的案例中得到证明。

年，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矿区发生了15万矿工的大罢工。矿工们要求将工作时间从10小时减少到9小时，工资提高20%，同时，矿主还必须承认旷工工会联盟。在罢工的开始阶段，以乔治·F·贝尔为首的煤矿管理者们，不仅拒绝矿工的要求，甚至对新闻报道也是无动于衷。

矿工工会联盟领导人约翰·米切尔则竭尽全力配合采访记者。随着罢工的持续，那些在开始同情煤矿管理者的民众也在媒体的影响下，纷纷调转了舆论的枪口。这时，有人向贝尔推荐了艾维·李。于是，这位年轻的公关人接受聘请，出面化解这场危机。

李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所有报纸发送了一份通告，通告中写道：“无烟煤矿管理层已经意识到罢工事件的严重性，并立刻着手与矿工工会联盟展开谈判。同时，也已经准备向新闻界通告一切可能的信息。”

公关、透明的正常化，使得罢工事件的真实面貌得以呈现。在双方谈判的日子里，李不仅发布了诸多声明，还邀约记者对煤矿管理委员会和矿工工会联盟主要人员进行了专访。当时的新闻界非常欢迎这一变化，他们早已厌倦了煤矿主们对抗的态度。罢工事件化解后，矿工们自己都承认，管理者进行的公关运动对他们是最有力的武器。如果没有李，煤矿管理者必定将损失更多的利益。

这次事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李起草的《原则宣言》。他把《原则宣言》和第一份罢工事件声明一道发给了媒体。这份宣言为他以后开展公关事业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原则宣言》都被奉为公关从业者的“道德法典”，其重要性无可早已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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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20年代，在李的客户名单中，有25-30个大客户，他们都是美国商业巨擘。另外，李也是他那个时代许多重要人物的私人顾问。

由于名声在外，李的影响力还扩展到了欧洲，他每年都会出国多次。墨索里尼、里宾特洛普、沙赫特、希特勒和李可夫等大人物都曾经与李会谈，或者接受他的采访。他还有一次预约了对斯大林的采访，但是俄国人让他足足等了三天。最后也未成行。

大人物对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始终深信，一个人要影响公众就要影响公众领袖，他用自己的方式联络、甚至培养那个时代的大人物。认识大人物的手段并不意味着向他们献媚。在这方面，李永远有自己的想法。

20世纪20年代，人们常常这样评价李，他是“为数不多的能让百万富翁等他的人”。李维护意见领袖的方式不仅是言辞，还有文字。他整理出个人邮件列表，据说包含了世界多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李经常会安排下属给所有人持续邮寄大量材料。李回忆说：“父亲留给我最生动的记忆之一，是他有这样的习惯：从报纸、杂志、书籍上摘取大量信息，不间断地分享给朋友们。”

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李的公司从纽约百老汇号的一间办公室，搬到了金融区百老汇大街15号公平信托公司大厦的34层。按照纽约一位记者维尼·帕里西的说法，它是这个城市最赚钱、最繁忙的办公室之一。当时的李已经进入不惑之年，帕里西后来写道：当他坐在华尔街的办公室里，不仅把临街的摩天大楼尽收眼底，还可以透过洒满阳光的窗户，眺望远方的纽约港和新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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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艾维·李一生所设计的公关理念和实践逻辑大致可归为以下五点：

一是说：企业要讲真话，主动、公开告知民众真相，用事实消除误会和偏见。

二是做：企业要信守与民众之间的互惠原则，即“凡是有利于民众的，才有利于组织。”

三是德：前面两项原则偏重于企业的坦诚。但社会关系和发展问题越是复杂，越是要仰仗简单、纯粹的道德操守，这是公关事业的万能钥匙。

四是技：现代公关要通过与媒体打交道来影响民众，要想让宣传符合新闻价值，就必须在众多的技巧上多下功夫。

五是赢：从效果上来看，一旦媒体和民众掌握了足够的事实和真相，就会做出理性、进步的判断。企业和组织在危机发生时，也能获得他们的同情和理解。

在李开创公关事业的前10年，民众被“煽动家”和“扒粪者”鼓动着。同时，那些理应获得商业成功的企业家们，却采取了“鸵鸟”政策，经常用无可奉告的策略。在李看来，大企业的傲慢和垄断经济的扩张，无疑是一种过度的膨胀，而公共舆论的狂躁也是野蛮生长。二者相加，导致了美国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

李始终认为，公共关系是“防止私人企业和公共舆论都过度膨胀的一种手段，公关既能缓解二者的冲突，又能保证它们各自的利益。”他所实施的教化和训导，其实就是在激荡的工业化、城镇化浪潮中，坚守和拓展的一些基本常识。比如“公司，就像个人一样，为民众做的越多，越是利用机会为民众服务，民众也越会报答公司。给公司雇员越好的待遇，雇员的忠诚率就越高”等等。

结束语

艾维·李对公共关系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在年起草的《原则宣言》。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的计划是，诚实和公开地代表企业和公共机构关切的利益，及时和准确地向美国人民和新闻界提供关于公共利益、对公众有价值的信息。

正因为如此，艾维·李被视为公关领域的教父级人物。